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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的幽灵还在游蕩──让不义党产摊在阳光下

威权的幽灵还在游蕩──让不义党产摊在阳光下

您得知道,眼前这座冰山我们只能看到一小部分,另外一大部分我们看不到。
──主导「奥许维兹审判」的法兰克福检察总长鲍尔(Fritz Bauer),一九六四年

这个前身是东德共党的党自称是现代和民主的政党,可是绝口不提民主的前提是机会均等的多党制,对四十年威权统治累积的庞大财产也保持沉默。
──独立清查委员会主席冯汉摩尔史坦(Christian von Hammerstein),《明镜》週刊专访,二○○一年

二○一四年十二月五日,是德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天,核心干部与东德共党一脉相承的左翼党(Die Linke)在东部图林根邦(Thüringen)的选举,拿下邦总理的大位,在柏林围墙倒塌的四分之一世纪后再度握有政治实权。

原名德国统一社会党(SED)的东德共党历经多次改头换面,如今在德国政坛是具有相当民意基础的民主政党。从东德转型的经验来看,昔日的威权政党卸下历史遗留的党产包袱,是能否继续在政坛上立足的关键。

曾经不可一世的东德共党,在柏林围墙倒下就大势已去,被迫开放党禁和举行大选。一九九○年三月十八日,东西德统一的半年前,东德举行战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民主大选。共党虽然改以民主社会主义党(PDS)的名义参选,公开宣示不再独尊马列主义,却只拿下两成不到的选票,威权统治四十年来,首度沦为在野党,另外过半的席次全被抵抗独裁的民主运动人士拿下。

早在围墙刚倒的前几週,民运人士就发现共党高层利用各种名目偷偷脱产,因此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在西德政府的协助下成立委员会,清查共党于党国体制期间经年累积的庞大财产,这就是两德统一后着名的「东德政党与群众组织财产独立清查委员会」(Unabhängige Kommission zur Überprüfung des Vermögens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der DDR,以下简称独立清查委员会)的前身。

根据东德《政党法》和两德《统一条约》的相关条文,清查党产有以下原则:

党产与其他东德国营企业一样,交给独立机关联邦托管局管理,未来如何处分由独立清查委员会决定。独立清查委员会的职权相当于检察官,有搜索和扣押证物等强制处分的权力。党务的日常支出须得到独立清查委员会的许可,党产赠与和资金流向必须清楚交代。合法取得的财产政党得以继续保有,但威权时代以特权取得的财产在物归原主后全部做公益。独立清查委员会设祕书处,有定期向国会报告清查进度的义务。

东德最后一任总理梅基耶二○○七年受邀访台时曾指出,冻结和调查党产「不是对东德共党的报复,而是基于民主规範下的公平与平等」。换句话说,从外部建立机制清查党产,目的不是剥夺共党的参政权,而是在威权转型为民主的过程中「建立政党公平竞争的环境」,警惕政党未来不得把国家资产当成私产,这也正是独立清查委员会成立的初衷。

德国在民主化的第一时间就着手处理历史遗留的党产问题,也与纳粹的历史教训有关。一九三○年代,佛立克(Friedrich Flick)、泰森(Fritz Thyssen)等德国钢铁业和製造业大老闆捐给纳粹巨额的政治献金,并在选前公开为希特勒站台,「鱼帮水、水帮鱼」的政商结构间接促成纳粹的崛起,为欧洲带来浩劫。

因此,战后的西德为免重蹈覆辙,在宪法中就有「政党必须公开资金来源、用途和财产」的条文,媒体也勇于揭发政客私下收受政治献金的内幕。东西德统一,德国再度面临一党专政累积的财产该如何处理的难题,第一步就是先弄清楚党产的来源与明细。

东德共党威权统治四十年,坐拥土地和建物等不动产近二千笔,手头还有二十八亿马克的现金,号称是全欧洲最富有的政党。这些党产一部分是从苏联手中接收的财产,其他就是徵收、侵占、移转而来,另外一部分则源自党营事业特权和独占经营的获利。

此外,独立清查委员会清查财产的对象也包括长期受共党支持的外围「群众组织」,比方工会、德国民主妇女联盟(功能近似台湾戒严时期的妇联会)、自由德国青年(类似台湾的反共救国团),以及实质上受共党控制、存在目的是为了维持多党制假象的傀儡小党。

在了解「东德政党与群众组织」财产的概况后,德国政坛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党产「正当」或「不当」?哪些该归还给人民?两德统一的第二年,委员会对此即达成共识:既然宪法施行的地区现在扩及到前东德,那幺继承共党的民社党只能保有符合法治国原则合法且合理取得的财产,其他过去透过占用、徵收、利益输送等方式取得的财产,是在权力缺乏制衡的党国不分时代,以执政优势取得,从今日的时空来看,属于不合理也不合法的不义之财,对人民的自由和财产权造成侵害,所以这些党产在物归原主后应该全部归公。

一九九○年,围墙倒后的次年,东德共党在民主浪潮的冲击下溃不成军,党员人数从原来的两百多万人,到十月统一前夕只剩下三十多万人,光靠党费已无法支付四万名党工的薪水。德国社会当时对党产还给人民有高度共识,共党在丢掉政权后沦为过街老鼠,重建正义的呼声四起,此时正是追讨党产的有利时机。

然而共党高层却无意割捨党产,中常会甚至悄悄成立工作小组保住党产,「以满足选举需要」,因此独立清查委员会从一开始运作就面临强大的阻力。

出身西德内政部、多年来一直担任委员会主席的汉摩尔史坦受访时就抱怨,民社党的前共党人士一直「系统性地隐匿财产」,若非「交代不清,给的文件不完整」,就是坚称财产为合法取得,一旦某笔财产被委员会确认为不当,就马上向法院提告;而且委员会刚成立时人手和经费都不足,查起来很辛苦,「这幺庞大的党营事业体,外人实在很难一窥究竟。」

德国媒体因此把追查党产的过程称为「寻宝」,并不看好委员会能为人民讨回多少财产,《明镜》週刊一九九一年的一篇报导就指出,前东德共党高层从来就没有意愿把党产交代清楚,要什幺文件都拖拖拉拉,委员会只能「追在后面跑」。

更棘手的是,共党高层趁着统一前政局动荡的那几个月,大量捐款或贷款给友好的团体和忠贞的同志,或藉信託和入股成立上百家人头公司,用分散和地下化的方式双管齐下隐匿资产,让委员会疲于奔命。柏林法院一九九五年的一次判决即指出,共党用信託方式转手财产目的,是「规避独立清查委员会的控制,但在需要的时候又能随时掌握」,表面看来,党产虽已由信託人转给受託人,股份为私人所有,实际上党中央仍握有主导权。

在多次要求说明未获回应后,委员会在警方的支援下,开始搜索民社党党部和代书事务所等多处地点,扣押机密的信託契约,这些契约后来就成了委员会呈庭的证据,证明这些「稻草人公司」(委员会的用语)就是党产。

除了假信託和捐款之名,前东德共党的高层还藉由各种名目脱产,例如发给离职党工创业基金,或将资产大量移转到海外。其中最着名的例子,就是以援助第三世界的学生为由,直接汇了上亿马克到苏联共党协助成立的公司位于挪威和荷兰的帐户,没想到当地银行发现资金流动异常,立刻向德国政府通报;党产偷偷移转到国外的丑闻让民社党的形象扫地,对原本就紧绷的财务状况更是雪上加霜。

独立清查委员会长年锲而不捨重新丈量、追讨共党名下的土地,用化学方式重现被涂销的文件,还与情报单位合作,到国外追查资金流向,经媒体一再披露,带给民社党很大的压力。为了避免落人口实,引发政治斗争的疑虑,委员会在清查党产时,坚持一定要用合法方式找到证据。主席汉摩尔史坦有次就说:「就算他们躲躲藏藏,我们从头到尾都光明正大,经得起最严苛的法律检验。」

面对严峻的情势,民社党高层一方面宣称遭政治迫害,发动喧腾一时的绝食抗议,另一方面也清楚党产问题如果继续拖下去,未来将很难在政坛立足。就如当年围墙倒塌后为了参选,非得捨弃原本共党的名称,才可摆脱负面形象,党产的包袱迟早必须切割。

一九九五年,也就是东西德统一后的第五年,民社党终于与联邦托管局达成协议,同意放弃东德共党的所有财产,只保留柏林的联邦党部等四处早在东德成立前就拥有的不动产和少数动产。协议中并加注但书,如有党产隐匿被查出,民社党就得支付双倍的罚金。

随后独立清查委员会还为了追查人头帐户,到瑞士等国打官司,确定「再查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后,在二○○六年正式宣布解散,总计为人民讨回十六亿欧元(合新台币六百亿元)的党产,发表结算报告详细记载追讨的过程;主席汉摩尔史坦也因「重新恢复政党竞争机会的均等,为统一后的德国民主做出巨大贡献」,获联邦政府颁发十字勋章。

按《统一条约》的约定,讨回来的党产必须用于前东德地区的建设,委员会因此按人口比例分配给德东各地方政府。至于怎幺用,就如当年推动党产清查的梅基耶来台访问时的建议,最好「用在民众看得到的地方,才会得到更大的支持」。

例如布兰登堡邦就从分到的党产中提拨台币七千万元给社区的音乐学校添购乐器,帮助弱势儿童学习音乐;柏林的伯尔恩霍尔姆街(Bornholmer Straße)是围墙被推倒当晚最早开放的关卡,该地的露天历史展览经费也是来自党产。总计追讨回来的党产有四成拿来清偿政府债务,三成振兴地方经济,剩下则用来修复古蹟和补助文化活动。

不过,德国国会在一九九八年成立的「联邦釐清德国统一社会党独裁统治基金会」(Bundes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才是最广为人知、对社会影响也最深远的党产运用方式。基金会的主要工作是澄清历史真相,目的是让东德的威权过去成为全国人民的民主资产,每年运作经费台币二亿元来自二十五亿党产的利息和政府补贴。

这个两德统一后实践转型正义的重要机关,成立至今,已赞助过三千多场展览、演讲、座谈会、政治受难者和家属的聚会,并长年赞助纪录片的拍摄、博士论文的撰写和专书出版计画,全国九百多处与东德历史有关的遗址所设置的解说牌,经费相当一部分也是来自这个基金会,成绩相当可观。

基金会还规划历史展览,历年主题包括「电影检查」、「军队与社会」,和「围墙下的日常生活」,每年都有上千个中小学和机构来信索取免费的展览海报;二○一七年的主题是「共产主义的时代」(Der Kommunismus in seinem Zeitalter),基金会打算用二十五张海报来回顾俄国十月革命一百年来世界各地的共产政权,到时全国各学校和机关的走廊、会客室和图书馆的墙壁上都可以看到这个展览。

我不免好奇,基金会的运作难道不会受到政党利益的支配?针对这点,执行长安娜.卡敏斯基(Anna Kaminsky)表示,转型正义既非清算也不是报仇,除了釐清真相和追究责任外,重点还是在教育和扩大社会参与,本来就不应受党派利益的左右。因此,在制度的设计上特别强调基金会的自主性,政府不得干涉或审查工作的内容,人员去留也丝毫不受政党轮替的影响,不过每年须公布工作报告,接受舆论的检验。

如何让大众对历史感兴趣?卡敏斯基认为关键还是在扎实和精采的内容。例如基金会赞助的东德历史纪录片收视率就一再破纪录,向来被认为枯燥无味的历史展览也吸引参观人潮,「根据民调,八成德国民众认为历史真相的揭露和反省工作应该要持续下去,不去做怎幺知道大众有没有兴趣?」

独立清查委员会结束运作的第二年,民社党在吸收工会干部后又改名为左翼党,以广建社会住宅、引进最低工资和订定租金上限等左派政见来争取选民认同。历经民主政治二十多年的洗礼,这个以东德共党继承者自居的政党,已转型成决策由下到上,与其他政党一样,经费只来自党费、选举补助款,和政治献金的民主政党,最近几次大选的支持率都维持在一○%上下。

但即使共党垮台到现在二十多年了,左翼党内仍有出身东德情报单位史塔西的干部,而且许多党产早已不知去向,政坛公认追回来的只是冰山一角。所以,不管是民社党或左翼党,真的有真诚面对其威权的过去吗?多数德国人的答案应该都是否定的,这也增加了加害者与受害者和解的难度。

对此,卡敏斯基表示,坐过政治黑牢的人一生都活在创伤中,原本就不太可能会原谅加害者,旁人随口说句:「向前看、不要向后看」,都会让伤口再一次被撕开,更不用说看着昔日的加害者在政坛高枕无忧,因此和解在现实世界中很难办到;基金会所能做的,就是把握一切可能的机会为受害者发声,所有的努力皆可用「回忆是我们的任务」来囊括, 「那遍布各地的九百多面解说牌,正是用来对抗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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